我们知道，无论是法律，还是包括常理在内的其他社会规范，都是为了在社会中形成秩序，因此这些规范都应该来源于社会实践自身而非任何先验的东西。
[iii]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重申：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8]把政务公开制度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但是，大家都要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主动接受监督的一个前提是，司法信息应当全面、充分，否则，人民群众依然需要向信息发布机关索取信息，结果是主动监督变成了被动监督。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201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形式上就不公正，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实体公正就无法兑现。③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形成，学理化、本土化程度大幅提高，法理学界对中国法律制度更加自信，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自觉。(25)在迎来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50周年前后，法理学界就法的价值进行了集中讨论，在理论上形成了良法与善治正义与利益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安全与生存和平与发展人权与和谐等法的价值体系理论。当中国的制度能像中华法系那样再次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向往、所借鉴、所模仿，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候。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4)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36)参见宋方青：《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十八大之后，随着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政治逻辑的确立，党内法规也被视为中国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指导思想。能够原创法学的基本范畴，标志着中国法理学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走一条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上而下的带动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追赶西方，先是在器物技术上努力，后在法律制度上模仿，再后来又在文化上移植。(54)参见徐显明、张文显、李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三位法学家的对话》，《求是》2015年第5期。学理化而不是叙事化更不是过程化，乃中国法理学必须坚守的品位。(61)这不仅是法理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更是对法理学提出的新命题。
(27)参见吕世伦：《现代人类学对法起源的解释》，《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这其中包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和从无法可依到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三大奇迹。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法治实践的启迪。
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人类政治史上最重大的命题。理论形态有对法治发展引领的倡首先言，有对法治改革进行设计的合体方案，也有对法律进行修补的注释理论，还有对法治实践的理论跟进。指导思想的正确，保证了法理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保持了法理学研究的蓬勃生机。权利本位的理论既深化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也解释了法的历史类型演进的规律，同时也推动了权利义务辩证关系认识的深化这一分离的制度表现，是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熟习经义的儒学士子从此可以通过察举、九品中正、科举等方式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品官，众多精通官事律令的文法吏却越来越难往上晋升，由吏入官，只能一生蹉跎于吏职，徘徊于州县。(4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李伟译注，岳麓书社，2008年，第65-66页。
进而言之，虽然兵刑钱谷等专业知识为出仕所必需，但知识阶层不应汲汲于获得猎取功名利禄的实用知识，不应为专业所桎梏、为知识所奴役，而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人不知而不愠之超脱愉悦的心态去学习，⑤既专注于一，精益求精，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接受培养德性的全面教育而非仅仅职业教育，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超越。(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这或许在启示人们，官僚病的全面治疗，不仅要在进一步完善国家政体上下功夫，也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安贫乐道，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⑩。
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对待工作认真投入，对自己的家庭却不管不问，不履行必要的义务。
官僚不仅应当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还应当具备完善的人格和理想的德性，包括：敬畏天命，守死善道，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⑦，君子去仁，恶乎成名⑧。易言之，儒家期待帝国官僚都由士君子构成，期待帝国官僚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期待由士君子组成的官僚制政府能够施行仁政。进入专题： 儒吏分流 儒法官僚法制 。易言之，官僚制中必须存在某种以业绩或资历为基础的、由低到高的较为固定的晋升路径，既为初次入职的公务人员提高其实际行政能力留出了时间，又为广大低级吏员留下了足够的上升渠道和空间。
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31)。(46) 官吏分途、儒吏两分的制度结构使儒生官员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不但对理性行政不利，也妨碍了儒生官员行政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由此反过来受制于地位待遇都不如他们、却娴习文法官事的胥吏。
(52)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38)黄晖：《论衡校释》(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541页。
士君子是具有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掌握知识技能、传承创新礼乐文化的知识精英，他们文质彬彬，仁为己任，自强不息，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文化传承创新的载体、实践王道和仁政的中坚力量。(3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1034页。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具备公、忠等职业公德，但不强求具备完美的私德。要言之，必须建立一系列辅助性机制，以使基层吏员成为有保障、有尊严、有前途的职业，如此，有意仕途之人才会愿意从底层的吏员做起，宰相必起于州部的任官模式才能持续实施。关 键 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视角下传统中国隐性腐败治理研究(编号：15BFX017)的阶段性成果。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级剧烈变动，平民获得了远较此前为多的学习掌握知识技能的机会，与此同时，道术将为天下裂，①文明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以及列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行政事务从弥散性、包容性的礼乐文化中分化出来。
退一步说，即使人们确定某一官员并没有将他私生活和私德的不检点带到工作上来——他私德有亏，工作上却尚属兢兢业业、尽职守法、廉洁奉公——这样的官员，就真的没问题吗？他在旁人面前彬彬有礼、表演作秀，私下里却是心思龌龊、表里不一。所有这一切，决定传统中国的士子尤其是儒家士子极不情愿经由州县小吏入仕，因为那很大概率意味着艰困、繁剧、屈辱、埋没和同流合污，他们有充足的动力去打破这一模式，他们的努力最终开启了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历史进程，而这意味着宰相必起于州部任官模式的逐渐失效。
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32)。(50)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85页。
官吏分途导致儒生官员日益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相反，法家认为官僚必须掌握兵刑钱谷等与行政事务直接相关的实用知识，不需要也不可以学习掌握诗书礼乐等无用的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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